“我们计划下半年在泰国投产，主要针对北美市场。”主要生产与出口太阳能板与太阳能草坪灯的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夏晓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些大客户建议他们在泰国建厂，方便获得更低的进口价格。
　　近年来，“出海”已成为我国企业寻求扩大全球市场份额、获取资源，以及利用海外市场的劳动力或技术优势的重要途径。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33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4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5%。2023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为9169.9亿元人民币，增长16.7%。
　　然而，从监管审批到合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面临着诸多风险。该如何规避风险？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多位长期从事跨境并购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交易业务咨询的律师，他们认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和经营中，需要展示更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在设计产业链和投资模式时，对政治和经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中企海外布局多样化
　　锐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贡亚敏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更加多样化。制造业公司可能基于客户需求和供应链重组需要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一些成熟企业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也可能会在海外寻求新市场或加强品牌建设。同时，为了预防环境变化可能对供应链造成的中断，一些公司也可能会进行海外投资。
　　从行业偏好来看，高端制造业、交通运输、医疗、生命科学和“科技、媒体与电信”（TMT）等行业仍然是活跃的海外投资领域。在目的地选择上，传统上在欧美进行的并购交易更多，但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热门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如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这是由于估值、监管和各地政府政策，以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贡亚敏说，但在面对像印度和南美这样的新兴市场时，这些地区的法律服务市场未完全发展，使得企业在当地的合规经营和安全性面临挑战。
　　当然，一些中国企业看到了海外市场的机遇。广州敏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搭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AI的车载安防以及自动驾驶业务，大量应用于工程和农用机械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石锡敏近日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许多企业选择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投资。这种投资和发展势必需要物流和工程机械，这就需要我们中国企业的加入。”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庆则举例说，电动车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为了跟随其主要客户如特斯拉及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大众、宝马、奥迪、奔驰等），可能会选择在欧盟市场设厂。这样不仅可以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还能通过当地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来增强竞争力。
　　奥维咨询董事合伙人、奥维论坛亚太区主席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此前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保持领先地位，但生产业务会扩展到境外，在欧洲和美国建立重要的生产设施和工厂。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可能会发展为像福特或丰田一样的跨国企业。
　　在“出海”的布局中，贡亚敏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出海企业的海外布局地点越来越集中，因为成本仍是核心考量因素，这包括人力成本、场地费用、税收、当地补贴以及管理成本。“较大的行业企业，如电池领域的企业，可能会选择在更远的地区布局，而中型制造业企业则更倾向于在东南亚进行新的供应链布局。”她说。
　　从投资方式来看，在当地已有一定时间经营的企业，可能会选择自行进行绿地项目。而一些首次进入海外市场的企业，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更可能会选择与当地有实力的商业伙伴进行合作或合资。
　　如何规避风险
　　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不仅涉及在当地建立成熟的供应链，还需要考虑投资环境、员工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及供电等其他因素。
　　王庆表示，在投资时，上述条件未必都符合生产要求，需要大量投资。中国企业也应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如寻找与当地政府关系良好、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建立合作，或在当地政府吸引外资的积极态度下，获取更多政治以及税收和投资保护承诺。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地缘政治和监管风险方面的挑战尤为显著。如何应对此类风险？王庆建议，中国企业应构建全面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机制，积极跟进并预判宏观政治和经济趋势，以便快速响应变化。从投资策略的角度看，应避免在单一国家过度集中投资，考虑如何分散风险；在设计投资结构时，应考虑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其他国际条约提供的保护。在法律文件中，应运用“稳定条款”等对抗政治风险，同时考虑加入条款抵御政府强制性征收，并考虑采用政治风险保险。
　　但即使是在投资与营商环境已经高度成熟的市场，也并不是完全“高枕无忧”。
　　“为应对这些挑战，一些企业选择将总部设立在海外，例如新加坡或欧洲。然而，如果控股权仍在中国，这些措施未必能根本上消除风险。”王庆建议，从制造业角度来看，企业可采取其他策略，比如将工厂设在墨西哥而非美国。在《美墨加协定》下，这样理论上可以规避美国的高关税和保护措施，满足原产地规则要求。
　　然而，近期，美国官员已向墨西哥提出了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据报道，拜登政府担心，中国汽车制造商将通过在墨西哥制造汽车，规避《通胀削减法案》中的严格限制，从而凭借技术先进、价格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超越其他竞争对手。
　　王庆对此表示，企业需要考虑采用更灵活的投资模式。例如，在对中国投资者较为友好的国家如匈牙利，可以考虑采用绿地投资。相对地，在监管环境严格的国家如美国，中国的电池供应商可能面临较多障碍，此时可以通过技术许可或签署运营管理协议等非直接股权投资方式，与当地汽车供应商进行合作，以达到业务目标。
　　“这不仅更隐蔽，也有助于克服美国的贸易壁垒。随着欧盟可能的反补贴和反垄断措施，中国企业或许需要在欧盟成员国采用替代性的合作模式或投资模式，而不仅仅是直接设厂。”王庆认为。
　　贡亚敏则表示，在处理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身份问题”时，需要区分针对的是企业本身的身份标识还是产品的原产地标识。
　　“从企业身份的角度看，去标识化相对更困难。无论是通过改变股权结构还是采用合资等合作模式，都面临实质性的审查，这使得完全排除风险较为困难。即便采取了一些策略，实质上可能仍面临较大的挑战。”贡亚敏解释，相比之下，处理产品的“身份问题”则更有技术操作空间，比如调整原材料的采购地以及生产环节的分布，包括在海外工厂、自家工厂以及其他供应商处的生产比例等。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